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我国制造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物，不仅在中华大地上有着广泛的分布，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同时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玉文化传统，这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独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玉器和玉文化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学术界本该予以高度重视。但实际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基础方面，玉器和玉文化的研究还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玉器的学术研究与社会上的“爱玉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探讨和研究玉文化，建立玉文化学术体系已十分必要。笔者不揣浅陋，拟就玉文化的研究范畴发表自己的一点心得，不妥或有疏漏之处，敬请教正。并希冀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玉”、“玉器”的概念在探讨研究玉文化之前，首先必须对“玉”、“玉器”的概念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玉是远古人们在利用选择石料制造工具的长达数万年的过程中，经筛选确认的具有社会性及珍宝性的一种特殊矿石”。《说文解字》释玉为“石之美者，玉也。”《辞海》则将玉简化地定义为“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这几种说法就是我们今天广义上所说的玉，它不仅包括和阗玉、翡翠，而且包括岫岩玉、南阳玉、水晶、玛瑙、琥珀、珊瑚、绿松石、青金石等其它传统玉石。现代矿物学把玉分成硬玉和软玉两大类，硬玉即翡翠，而软玉主要是指新疆的和阗玉，这就是狭义上的“玉”的定义。从我国用玉的历史来看，只是在商代以后才大规模使用新疆和阗玉，而在此之前各地使用的玉材基本上是就地取材的各种美石。因此，中国玉的定义，不能单纯地依赖现代矿物学的标准，而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尊重传统的习惯，把广义的玉作为我们研究玉器、玉文化的对象。
关于玉器的概念，我们认为，广义上的玉器应该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材料上符合“美石”的要求，二、是在形制上具备典型玉制器的基本样式；三、是制成的玉器必须是由制玉的特殊制作方法如碾磨、钻孔等技术完成的，而不是一般的制石工艺所能完成的。再者，我们所研究的玉器，应是具有一定历史年代的，必须强调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属于现今生产的玉器，是工艺品或具有某种专门用途的物品，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二、玉文化的研究范畴
中国玉器在上万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玉文化体系。中国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一、 首先是研究玉器的起源及其品种与装饰艺术! 包括造型与图案" 及琢玉技术! 制作工艺" 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即玉器发展史。以玉制器，始于何时，现无从知晓。据《史记》所载：黄帝有厘订玉制之举。由此推断，当时用玉已极为普遍。既然用玉已经有了定制，想必玉的使用由来已久，而不应该始于黄帝时代。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玉器出现在距今7000－8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在中期已广泛分布于大江南北，晚期则在我国东部北自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南到广东石峡文化广大的半月形沿海地区。
早期玉器一开始是用作佩饰、实用工具或财产使用的，然后才慢慢地通过它与原始宗教与原始崇拜之间的联系表现出其礼仪活动的用途。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史前玉器以红山文化玉器、凌家滩玉器和良渚文化玉器最为发达，达到了中国古玉发展的第一高峰。
第二高潮是商、周、秦、汉几个历史时期，随着玉被不断地神化，玉器地位很快上升，玉礼器从商代开始便在全社会“热”了起来，以致于形成一股潮流。及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以人为中心的诸子学说的影响，玉礼器相对地减少，而玉佩饰大量增加，并且出现了成套的剑饰、带钩以及人身佩玉，玉器的制作进入了为人服务的实用领域，并在汉代达到高潮。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玉器的发展走入低谷。隋唐时期，随着国家从统一走向强盛，玉雕工艺也随之又一次兴起，但好景不长，唐朝灭亡之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玉器发展的步子相对慢了下来。至宋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玉器的发展进入了高度繁荣时期，玉器向着世俗化、装饰化的方向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了中国古玉发展的顶峰，形成了中国制玉史上的第三次高潮。
中国玉器经过数千年的继承发展，其品种、纹饰及造型都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从史前的古朴稚拙到秦汉的雄浑豪放，再发展到明清的玲珑剔透、博大精深，经历了一个由“物”—— “神”——“人”—— “物”的发展历程，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思想观念下的不同产物。值得注意的是：玉器艺术的发展还受同时代艺术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影响。玉器艺术属于工艺美术的范围，它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既受同时代的绘画、雕塑艺术的影响，又与其它的工艺美术息息相通。人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同一时期的玉器、陶瓷、金银器、铜器等等，它们在造型、纹饰上往往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商周玉器纹饰大多与同期的青铜器纹饰相似；又如隋唐玉器，在秦汉现实主义基础上受雕塑、绘画艺术的影响，呈现出新的特点：玉器皿造型受金银器的影响，显得雍容华贵、丰腴饱满；动物玉雕受到雕塑艺术的熏陶，肌肉隆起，特征鲜明；人物玉雕形象单纯，栩栩如生等等。这些反映了现实主义玉器艺术在装饰题材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可见，玉器艺术的发展是离不开当时的艺术思潮的。
琢玉技艺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进步，制玉工艺从史前的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表明玉器的制造业已经开始，而琢玉的重要工具—— — 铊具的出现则标志着玉器的制作已进入成熟的阶段。铊具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琢玉技艺如开片、成型、减地阳刻、阴刻、浮雕、圆雕、镂雕、钻孔、俏色巧作、活环、曲线构图、镶金银、嵌宝石、抛光等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日趋精湛娴熟。中国玉器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中国制玉工艺的发展史。准确地认识历代玉器的品种特点和不同时代的典型造型、装饰艺术及琢玉技艺，是研究玉文化的基础。
（二）、是对玉器多重文化内涵的研究。在源远流长的中华玉文化发展史上，随着玉器的大量发掘及人们对玉器的认识、理解的不断深化，玉器逐渐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归纳一下，主要有下列几点：
1、生产工具。玉器诞生之初，它曾作为生产工具使用过。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出土过玉制的凿、斧等生产工具，有的带有使用痕迹，说明它曾用于生产或战争。
2、祭器。远古人类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出于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迷茫、误解而产生一种错误的世界观，由此出现了早期的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并逐渐发展到由专人巫师持有特殊的工具执行祭祀的使命，这类特殊的工具就是祭器。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制祭器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原始先民认为，玉器具有通神的功能，是通神的崇拜物，是偶像。至奴隶社会阶段，玉器作为礼制之符瑞而为王室服务，“六器”是商周时祭祀自然神的玉器，“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一祭祀制度为封建社会历代帝王所承袭。用玉祀神是玉器的重要作用之一。
3、装饰品。随身装饰玉器的风俗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目前已知最早用玉器作装饰品的是距今7000－8000 年的兴隆洼文化，从其出土位置可知，玦是耳部饰品。殷商时代，佩饰玉也较常见殷墟妇好墓中就有大量的发饰、头饰、颈饰和腰饰。战国时代，出现了由许多玉器组成的“组佩”由不同类型的佩玉串联而成。秦汉时代，佩玉成为普遍的风尚。汉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装饰玉的种类和形式日趋丰繁，制作也更精致，玉器的装饰功能渐渐地成为其主要的社会功能。
4、 权力、等级的标志。以玉器显示权力、等级的现象在新乐和河姆渡两处原始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中已见端倪，而红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则已显现出系列化倾向。它表明红山、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已经分化，统治集团已经形成，并行使着政治、军事、宗教、家族等各方面的统治权力。周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礼制，制作了大量的玉制礼器和佩器。《周礼》、《仪礼》、《礼记》等先秦文献记载了西周有关体现等级功能玉器的名称、形制、规格与用途。据《周礼》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明确规定了等级不同，所执玉器就不一样。其后，每个朝代都对持何种礼器、佩带何种玉饰都有严格的规定，以避免等级的混乱与僭越。玉器不仅是权力、等级的标志，而且还是财富的一种炫示，因而玉器受到历朝贵族统治集团的重视。
5、殓葬。殓葬玉器“是指那些专门为保存尸体而制造的随葬玉器，而不是泛指一切埋在墓中的“玉器”。用玉殓葬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到了秦汉皇权独尊的时代，在孝道和厚葬风气的影响下，有数千年历史的葬玉至此已趋完善。玉殓葬风俗是玉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
6、吉祥物。玉器在古代作为一种礼器，本就含有祈求吉祥的寓意。原始先民对自然界的不测风云、人世间的旦夕祸福无法理解和抵御，便只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而玉便是沟通神灵，祈求吉祥如意的一种瑞物。我国古代很早就视玉为祥瑞之物，后世几乎每个朝代都把玉的出现和贡献看作是一种祥瑞的征兆，史书上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 人们以玉祈求吉祥，往往通过刻于玉上的吉祥语或吉祥图案体现出来。如汉双龙“长乐”谷纹璧，就是以吉祥语“长乐”和吉祥图案双龙一起加以表现。明代以后，各种吉祥图案的玉佩玉饰尤其普遍，反映了人们祈求吉祥的共同愿望。与人类祈求吉祥愿望联系在一起的，是驱邪避凶。吉凶祸福都是相对立的，能避免凶险灾祸，其本身就是吉祥幸福。因此，古代的所谓“压胜佩”如“刚卯”、“严卯”、“司南珮”、“玉翁仲”等主要也是为了趋吉避凶，免祸保安。
祈求吉祥，免除灾祸是古今人类的共同愿望。人们信奉玉能起到趋吉避凶、免祸保安的作用，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观念与其说是一种迷信，倒不如说是一种风俗，一种由历史和文化积淀而成的风俗。
7、德行操守的象征。自春秋末年起，随着社会制度的大变革，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安定，巩固其国家权力而崇尚玉器，并从社会理念上提倡“君子比德于玉”这个观念，玉器作为德行操守的象征日益受到重视。孔子阐明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种品德，把玉拟人化了。这种看法虽然有点过份，但它代表了儒家对于玉的认识和看法，强调玉的可贵不在外在的美，而在其内涵与人的精神世界彼此相通并息息相关。此外玉尚有“五德”、“九德”之说。人们赋于玉以德行化、人格化的内涵，使玉成为君子的化身。由于玉被赋予了如此丰富的道德内涵，因此君子必须佩戴它。君子佩玉，无故不离其身，也就成为一时的风尚。君子比德于玉，佩玉成了君子有德的象征。
《诗经》中也用玉形容品格高尚的人，把玉作为君子的象征，作为立朝为官、为人处世的标准。玉器的这种内涵充满了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它既是古代社会对玉神观念的继承，又是世俗对高尚人格的要求。
8、美好事物的代名词。最早出现的玉器是人体装饰品，可以说，玉器从一出现便与美联系到了一起。由于玉的直观美一直受到人们的钟爱，所以“玉”就成为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清俞椒《群经平议·尔雅二》：“古人之间，凡甚美者则以玉言之。
《尚书》之‘玉食’、《礼记》‘玉女’、《仪礼》之‘玉锦’，皆是也”。以“玉”为美的修饰词在古代文献中比比皆是，诸如比喻人的品格为“玉洁冰清”，形容人的像貌为“玉容”、“玉貌”，赞尚人的身材和风度为“玉树临风”，赞美天帝为“玉皇”、“玉帝”，称居住之所为“玉宇琼楼”，好听的声音为“玉声”。甚至用玉来赞美音乐的动听和诗文的优美，如笛、箫、笙、琴等声音清亮的乐器常常被冠以“玉”来修饰而称之为玉笛、玉箫、玉笙、玉琴。而文学作品中用玉来形容文学的声律之美或诗文的风格和境界之美的现象则更为常见。前者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声律》“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珑如振玉”是为一例。后者如陆机《文赋》“石韫玉而山晕，水怀珠而川媚”就是以玉之美来论文赋之美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自汉代以后，用玉或玉旁的字命名也渐成风尚，玉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
9、药物。食玉可以健康长寿，长生不老，这是中国古代非常流行的一种看法。古代所谓“琼浆玉液”、“神仙玉浆”、“玉膏”、“玉脂”、“玉醴”、“玉屑”等等，都是指可食用的玉制品，而且其功效都是“服之长年不老”。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刘大同的《古玉辨》以及《河图玉版》、《十洲记》、《抱扑子》、《开元天宝遗事》、《圣惠方》等文献都记载了食玉、用玉有益健康。此外，玉还能美容。宋代医学名著《圣济录》中有这样的处方，“面身瘢痕，真玉日日磨之，久则自灭”。《汉书·王莽传》对此也有记载。
以上从九个方面探讨了玉的丰富内涵和实用功能，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内涵未必都有科学的依据，但它们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是人类理想和想象的产物，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的约定俗成，已大都为世人所认可。当然，如果从古文字和古文献的记载来看，玉文化的内涵还远远不只这些，比如玉器在古代还用来占卜、以确定事宜；用来行贿或赠送、赏赐或作抵押品、交换品；以玉沉河等等，玉文化丰富的内涵还有待人们去挖掘、剖析。
（三） 是对玉器生产制度的研究。玉器生产制度应属于手工业发展史的范畴，它所涉及的问题很多，诸如玉石的来源、玉石的运行路线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玉匠的来源、玉匠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官办玉器作坊与民间玉器作坊的经营方式、生产规模、玉制技术、工艺效率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即玉器经济史的研究。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玉器自身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几千年玉文化持续兴盛的经济基础，也是历年来对玉器研究最欠缺的地方。
（四） 是对中国玉器研究、鉴赏和收藏历史的研究，即玉器学术史的研究。中国对玉器研究始于北宋，随着金石学的出现，玉器步入了士大夫的考证范围，吕大临的《考古图》第$ 卷为玉器，开玉器研究之先河。其后，有元代朱德润编纂的《古玉图》、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清代吴大澂编纂的《古玉图考》、陈性的《玉纪》及民国刘大同的《古玉辨》等相继问世，说明玉器的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
伴随着玉器研究的深入，玉器的鉴赏和收藏也日益受到重视。其实，玉器的鉴玩、收藏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象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就可以视为商代人对新石器古玉的收藏。当然，这种收藏是自发的、朴素的，可能仅仅因其美好而收藏，与我们今天收藏古玉重其历史价值可能有别。至宋代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盛，收藏古玉蔚然成风。然而，由于古玉数量有限，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收藏者的需要，于是仿古玉便应运而生，大量充斥市场，经元明清三朝的发展，出现了系列化的古玉仿制器。仿古玉一旦出现，玉器辨伪则显得非常重要，从而又促进了玉器研究的深入。
玉器的研究、鉴赏、辨伪和收藏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种高雅的、学术气氛浓厚的文化活动，正是这种活动的经久不衰，将我国的玉器研究、玉文化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玉文化的研究范畴，这四个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平衡的。第一、二项的研究较受重视，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后二项的研究虽有所论及，但仍需亟待加强。只有这样，玉文化的研究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
1、杨伯达：《古老的中国玉文化》，《古玉史论》，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2、《周礼·春官·大宗伯》。
3、夏鼐：《汉代的玉器》，《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4、《礼记·聘义》。
5、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八。《诗、秦风、小戎》郑玄笺“玉有五德”，孔颖达疏引《聘义》。
6、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下，水地篇第三十九，科学出版社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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