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已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玉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秦代虽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兵马俑,但出土秦玉寥寥可数。秦玉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
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
为祈求尸体不朽而制造的葬玉,有玉衣、丸窍塞、玉琀和握玉四种。玉衣因死者身份、官衔高低有别,又有金、银、铜缕之分。九窍塞是填塞或遮盖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门和生殖器九个窍孔之用的,目的是防止人体内的“精气”由九窍逸出,以达尸骨不腐。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水平不高。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觹(xi希)等。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井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汉代玉器饰纹除沿用战国的勾连谷纹外,还大量使用饕餮纹和螭虎纹。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河北定远出土玉屏上的阴线刻东王公、西王母,即是一幅白描线画。
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一个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杯和玉盏。这与当时风靡一时的佛教美术和陵墓石刻艺术极不相称。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和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
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
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定陵出土的清代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明清玉器干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炉、薰、瓶、鼎、簋仿古玉器,器型仿三代青铜彝器,而其纹饰则反映了玉匠的见解,工艺更是典型的明清时作。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关系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用玉做洗、注、笔筒、墨床、镇纸、臂搁等文具,或以玉作陈设装饰。玉山子是清代新式玉器,《大禹治水图》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玉山子。清代兼蓄西域痕都斯坦玉器的琢玉成就,琢制了一批胎薄如纸,轻巧隽秀的“番作”玉器。明清玉器惜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无所不能,无处不用玉,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延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软玉,英文写作Nephrite,它源于希腊语,有“肾脏”之意。古代欧洲人和美洲人与中国人一样,都迷信玉,认为佩戴玉石可以辟邪,可以治愈肾病。然而,在用玉历史、碾琢技艺和用途方面,无论是日本古玉,新西兰毛利族玉器,印第安人玉器,还是阿拉伯玉器,西伯利亚古玉,欧洲古玉,都无法与中国玉器相提并论,它们或是昙花一现,或源流无绪,或玉质粗劣,或碾琢草率,或种类单调,或用途狭隘。中国玉器在世界琢玉工艺史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既是产玉大国,又是琢玉大国。中国玉器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闪耀着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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